斯图亚特·麦克菲尔·霍尔（Stuart McPhail Hall，左图），生于英属牙买加金斯敦，英国文化理论家与社会学家，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者之一。1995年到1997年间担任英国社会学协会会长。[图源：Wikipedia]
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右图），英国基尔大学犯罪学教授，对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工作有重要贡献。[图源：Keele.ac.uk]
专题导言
对越轨行为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种从共同根基中分离出来的对立话语：一种将越轨视为需要被惩罚和矫治的秩序破坏行为；另一种则认为越轨是一种创造力、文化表达、抵抗的象征物。前者对越轨的溯因遵循实证主义的归纳演绎法则，力图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以指导社会控制机制的完善；后者则更多地偏向人类学传统的自然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研究者的移情性理解。第一种话语因其与官僚主义实践中的理性化原则的亲缘性联系，一直占据着犯罪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并指导着刑事司法体系的变迁与改革。第二种话语更擅长呈现和诠释边缘群体的独特意识形态和生活世界，向正统社会传递地下社会的运作逻辑。但是，二者是否在本质上不兼容？对犯罪的欣赏性理解是否会妨碍干涉性的犯罪矫治政策？强调外部世界的结构性限制就必然会忽视越轨者的主观世界？专题介绍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话语，将越轨与权力回应同时置于宏观的时代背景之下进行剖析和诠释。通过考察越轨实践中涉及的权力、制度、文化、表达、互动、策略、体验，读者可以更深入了解越轨行为背后错综复杂的多级构图。
我们现在可以返回“亚文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各类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是在各个从属阶级的社会和文化阶级关系这一层面上形成的。它们本身并不仅仅是一些“意识形态的”构想。它们也给青年赢得了空间：邻里关系和机构中的文化空间，用于休闲和消遣的真实时间，街上或街角的实际空间。它们旨在规划和挪用聚居地的“领土”。它们集中在一些重要的社交场合：周末、迪斯科舞厅和银行公假日旅游，在“活动中心”玩乐过夜，在工作日晚上“傻站着无所事事”，周六的比赛。它们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它们发展出一些特殊的互换节奏，在成员之间——青年人与老人，老手与生手，时髦的人与四平八稳的人——建构各种关系。它们探索那些对某一群体的内心生活至关重要的“焦点关切”：那些总是“做”或“从来不做”的事情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礼仪，这些礼仪巩固它们的集体认同，把它们界定为一个“群体”而不只是各个单独个体的聚集。它们接纳并改写了实物——商品和财物，并把这些东西重组到一些独特的“风格”当中，这些“风格”表达了它们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的集体性。这些关切、活动、人际关系和实物，在一套由关系、场合和活动构成的仪式当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世界的范围有时是由一些命名或一种暗语标示出来的；这种暗语根据那些仅对它们群体视角内部而言有意义的方面来对外在社会世界进行划分，并维持它的边界。这也有助于它们在立即要开展行动之前，就制订出一种对于当下的看法——各种计划、方案，为打发时间而要做的各种事情，各种业绩……它们也是一些具体可辨的社会形态结构，被构造成一种对于自身所属阶级现实的、处境性的体验的集体响应。尽管各种亚文化不是“意识形态性的”构想，但它们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维度：在战后那种问题重重的处境中，这种意识形态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在对待这些亚文化所源自的那些特殊阶层的“阶级困境”时，这些不同的亚文化为一部分工人阶级青年（主要是男孩）提供了一种与他们的集体处境进行协商的策略。但是它们非常仪式化和风格化的形式表明，它们也试图对那种困境体验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但这种解决由于还主要处在符号层面，注定会失败。这个事关从属阶级体验的难题，可以被“经历”、协商或抵抗；但无法在这个层面或通过这些方式得到解决。对于工人阶级的小伙子来说，不存在“亚文化的职业生涯”；对于这一阶级的核心建构经验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在亚文化环境中并没有“解决方案”。对于工人阶级青年面临的这些难题——失业，在教育方面处于劣势，被迫接受不良教育，从事没有前途的工作，劳动过度程序化和专业化，低微的薪水并且丧失了技能——也不存在“亚文化的解决方案”。对于整个阶级来说，亚文化策略并不能匹配、满足或应答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有结构功能的维度。因此，当战后的亚文化群体在处理它们阶级体验的困境时，经常采取的方式是：在真实的协商和象征性的、取代性的“解决方案”之间再生产出一些差距和差异。它们只是以一种想象的方式“解决了”在具体的物质层面依然未能解决的难题。因此，“泰迪男孩”征用了一种上层阶级的服装风格，想要“遮盖”这样一种鸿沟：一方面主要是体力的、非技术的、近乎无业游民的职业和生活机会，另一方面却是周六晚上“衣冠楚楚却无处可去”的体验。因此，“摩登族”在对消费和风格的征用和迷恋（fetishisation）之中，来掩盖在永不停歇的周末聚会与周一重新开始从事令人厌烦的、没有前途的工作这两项事情之间存在的差距。因此，光头党通过重新使用一种带有原型色彩和“象征意味”（但实际上有时代错位意味）的工人阶级服装形式，通过把关注焦点转换到足球比赛和足球“终场”的“消遣”之上，重申了（不过是在“想象中”）一个阶级的价值观，一种风格的本质，一种工人阶级成人很少会赞同的“粉丝身份”（fan-ship）：它们“重新呈现”了－种被规划者和投机商正在快速摧毁的属地感和在地感——它们活生生地“宣告”了一场正在被商业化、职业化和景观化（spectacularised）的竞赛游戏（game）。“光头党管辖，很好。”很好吗？但是“在意识形态中，人们实际上表达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是说，既存在着真实的关系，也存在着‘想象的’和‘体验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是……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真实关系和想象关系的（多重决定）的统一……这种关系表现为一种意志……一种希望，或者一种留恋，而不是对现实的描绘”（Althusser，1969：233-234）。
光头党（Skinheads）是一种源自1960年代，英国的青年劳工阶级的亚文化，接着扩大到俄罗斯及欧美地区，在时尚、音乐还有生活型态方面，受到牙买加的Rude Boy文化与英国摩斯族文化（Mod）相当大的影响。[图源：news.sina.sn]
各种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对青年和“父辈”阶级文化中的其他成员所共同面临的困境的一种回应。但是阶级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建构了青少年对于困境的体验。首先，在青年人性格的形成阶段，阶级将青年人定位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氛围以及各种独特的关系和经验当中。这些要素提供了最基本的文化架构，青年人通过它们来理解困境。这种把青年置入一种阶级身份和地位的“社会化过程”，若要展开尤其需要通过两个“非正式”的代理机构（agencies）：家庭和邻里关系。家庭和邻里关系是非常特殊的结构，它们构成并框定了青年人融入阶级的早期经历。例如，要再生产出那些体现阶级特征的性别角色和责任，不仅要通过家庭中的语言和交谈，而且要依靠日常接触和示范才行。在邻里关系中，社群的社交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老人和青年人的互动结构建立起来的。（霍华德·帕克1974年对街头足球的角色做过分析，认为街头足球是青年人“学习”某种独特的阶级社交能力的途径。）这些亲近的环境也把青年人带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因此，正是主要通过这些朋友和交情，那些遥远但不断迫近的工作领域或直接接触的权威阶层（房东、市政官员、社会保险，警察）也被拉扯上了（appropriated）。通过这些构成性的网络、关系、距离、互动，在青年人当中描画和再生产出一些对于更广泛的世界及其社会类型的认识。从广义上讲，阶级也构造了青年人的个人生活机会。从统计学的类别概率看，阶级决定着“成功”与“失败”的分布。阶级确定了教育和工作中的某些关键性的职业价值取向——它生产出工人阶级小伙子对于未来机会的那种人所皆知的太过“现实的”期待。它教会了与权威进行联系和协商的各种方法。例如，父母在与学校老师会面时，社会差距、服从、焦虑和着装都可能确证或强化那种将学校当作一种本质上异己的外部世界的体验。这只是几条将青年人嵌入一种阶级文化内部的途径（这种途径其实有很多），而青年人的嵌入方式也可能在青年人当中促成再生本阶级的困境。但是，除了这些共有的阶级境遇之外，仍然要特别重视青年人特有的那种代际体验。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青年人是在一系列不同于父辈的体制和体验中来面对其阶级文化的困境的；当青年人遭遇同样的结构时，他（她）们也是在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某些非常不同的点上与它们相遇的。我们可以联系前面指明的三个主要的生活领域——教育、工作和休闲——来确认“代际特性”的这些方面。从5-16岁这段年龄，教育是一个制度性的空间，对青年人的生活有着最持久、最强烈的影响。尤其因为（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不能（轻易）回避这种教育，这种“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被强加到他（她）们的经验之上。与之相比，这一阶级当中年纪稍长的成员们，则是通过各种间接的、有距离的方式来面对教育的：通过一些记得起的经历（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通过一些特殊的交往场合——如父辈们的晚会等——以及青年人对他们上学经历的解释来面对教育。在工作领域，这种差异可能并不那么明显，工作中青年人和老年人都要面对相似的制度安排、组织化和职业形势。但是其中仍然存在关键性的差别。青年人面对的问题是选择和进入工作，他（她）们既要学习正式的工作文化也要学习非正式的工作文化，也就是说要面对从学校到工作的转变中的全部困难。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地区和产业当中那些正在改变的职业结构，以各种方式重构了从传统演化而来的“家庭工作-职业结构”，从而使得这种转变变得更加困难。对于这一阶级的年长者来说，工作已经成为相对常规的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学会了职业身份和工作文化，包括学会了对付工作中所产生的问题的各种策略——即“对付和敷衍”的各种方法。在更广泛的环境中，青年人可能比老一代工人更容易受到日益上升的失业率带来的伤害；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失业统计数字，没有技术的辍学者失业的比例可能是老一代无技术工人的两倍。此外，在职业“生涯”的不同的阶段，人们对失业这一事实的体验方式（程度）也很可能有所差别。最后，休闲也应当被看成是一个对阶级有重要意义的生活领域。正如马克思观察到的那样：……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
图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该书是马克思早期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作品，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提出了重要的“异化”概念。[图源：Shjxjy.com] 在工人阶级的休闲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上讨论过的工人阶级所引发的许多“挤扰”社会的效应。休闲和娱乐似乎提供了一个比那些高度纪律化的、受控制的工作处境更具协商性的空间。在大众休闲和娱乐的很多地方，工人阶级已经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它们构成了这种结社自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对整个阶级的体验和文化认同至关重要。而且，工人阶级成年人和青年人在体验和看待休闲的方式上也有着重要的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青少年消费者”的增长，随着对大量的消费和休闲供给（既是商业的，也是非商业的）——这些供给支持那些精心设计的、旨在吸引青年顾客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进行重组，成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这种差异被强化了。青年文化的这种广泛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和高度的醒目性（visibility），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为青年建构了休闲领域。青年人估量消费意义和休闲意义的态度，调整并强化了某些在父辈文化长期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看重“自由时间”特有的和特许的意义，倾向于把“青年”当作一个“人生得意须尽欢”——“在有限制之前最后一次恣意行乐”——的阶段。这种来自阶级内部的态度重塑，与那些来自阶级之外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分配青年人休闲模式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促使青年人去强调——事实上是顶礼膜拜——休闲的意义。因此，青年人不只是在那些与其父辈迥异的独特机构（如咖啡馆、迪斯科舞厅、青年俱乐部、“通宵派对”等）当中享受休闲活动：这些机构还强有力地向青年人呈现自身不同于往昔的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因为是他们绝对充满青春活力。到这里我们会明白，这些完全通过阶级产生作用、但在代际之间却以不同方式体验到的力量，是如何为一种专门针对年龄地位（age position）的观点——一种意识，一种代际意识——的产生确立基础的。我们恰好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种“意识”尽管源于阶级处境和在其中运作的力量，但它呈现的意识形式却明显脱离于、无关于它的阶级内容和背景，甚至还在抵消它的阶级内容和背景。尽管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独特的“代际意识”可能得以产生的方式和原因，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凭脱离生存境况来对它再解读一遍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不能指望通过给青年重新指派一种清晰而简单的、基于阶级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激烈反对“代际意识”。我们已经指出，尽管一种充分发展的“代际意识”无形中会抑制和模糊阶级这个维度，但是它在工人阶级青年这一阶段特有的体验中确实有一个“合理的内核”；在青年人面对战后各种变迁的诸多机构的特性中，尤其是在代际意识领域被休闲市场的变化所重塑的方式中，也有这个“合理的内核”。这种代际意识也可能存在于（located in）该阶级的青年这一时期的其他世俗经验当中。在那些离开工人阶级向上和向外流动的青年人——如霍加特所说的“奖学金男孩”——当中，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际意识”。这一时期在职业和教育方面的变化，促成并拓宽了这些受限的流动渠道。通过教育向社会上层爬升的道路，导致了对于学校和教育体制的特别关注，学校和教育体制被看作是推动进步（追求上进）的主要机制：正是这一点使得安于现状的父辈与想要离开并追求上进的孩子们之间“产生了差异”。这使得青年人给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以积极评价，而亏本甩卖“父辈”文化——甚至在这里还伴随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迷惘感。他的经验和自我认同将建立在流动性之上，这种流动性专门针对他这一代人，并不专门针对阶级的超强支配力量。支持奖学金男孩接受“代际意识”的一个因素，恰恰就是他的文化隔离——即他的职业不同于大部分同龄人这一事实。当然，对于围绕“一代人”的关注焦点组织起来的集体认同而言，同龄人群体确实是一种真实而稳定的基础。但是对代际特性的感受，也源于个体从一些普遍参与的同辈群体活动中的脱离；尽管这些群体活动是青年人特有的，但显然被理解为是在塑造“父辈”阶级文化的文化学徒身份。这种脱离可能缘于身世的因素：例如，无法参加当地的足球比赛，而足球是当地同辈群体最基本的活动；或者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刻板的家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没有能力度过阶级文化学徒期的青年人，更容易被那种替代性的同辈群体经验所吸引——这种经验是由那种以非常醒目的、广为普及的商业形式提供的青年文化所赋予的。在这种青年文化当中，整个受众作为一个巨大的、有象征意味的“同辈群体”——“我们这一代”——取代了真实的同辈群体。
《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貌》（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是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成名作。在本书中霍加特提出了“奖学金男孩”一词，意指在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大学奖学金的工人阶级男孩。[图源：Amazon.com]
因此，“代际意识”扎根于整个工人阶级青年的真实经验之中。但是，它在战后依据年龄、世代以及其他因素划分得泾渭分明的各种亚文化群体中，呈现出一种特别强烈的（intense）形式。青年人感受到和体验到了自身的“差异”，尤其是当这种差异被纳入那些首先要凭“年龄”这张通行证才能进入的活动和兴趣当中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不一定意味着“阶级感”因此就被抹去了。例如，光头党很明显既有“代际意识”，又有“阶级意识”。如科恩所说的那样：“亚文化是两种相互矛盾的需要之间的……妥协性的解决方案：一种需要想创造和表达不同于父辈文化的自主性和差异……另一种需要想维持那种支持他们的父辈认同”（Cohen：1972：26）。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些具有明显代际特征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的构成。
*本文节选自斯图亚特·霍尔，托尼·杰斐逊《通过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孟登迎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封面图为1950年代初期，伦敦街头最先出现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图源：news.sina.com]鸣谢
专题策划人：Mikasa（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